2014-10-09 16:46:13
写诗时，我让理性和逻辑沉睡
阿多尼斯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思想家，他用最深沉的笔墨批判阿拉伯社会文化，同时对西方社会和宗教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写诗时，我让理性和逻辑沉睡；思考时，我让感情入眠。”阿多尼斯这样描述自己。
阿多尼斯以所著的20余部诗集，对阿拉伯语诗歌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他将现代主义的形式创新与阿拉伯传统诗歌的苏菲神秘主义气质结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句式和风格，所表达的情感也全然属于现代。世所公认，阿多尼斯之于阿拉伯现代诗歌，恰如艾略特在现代英语诗歌中的地位。故而自2005年起，他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的诗初读平淡，细读可以回肠。他既非控诉，也不要讴歌，正如他本人对诗歌所下的定义：“诗歌即提问，它总在引发另一个提问。”（文：康慨 节选自：东方早报）
村上春树（1949年－）：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
令人心神激荡的力量
一个好的作家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内部是非常圆满自足的。作为读者，你要么不进入，如果进入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小说就是这么写的。甚至，只能是这么写的。他（或它）的魔力就有这么大。在年轻的一代中，有网名叫“绿子”的，也有80后作家的笔名叫“春树”的。我还知道一位作者，无论走到哪里，手袋里面都放着一本《挪威的森林》。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怎么喜欢提村上了。也许是明白了当年的偏激，明白了这世界上的好作家及其有魅力的宇宙不止一个。实际上，我们这拨“老家伙”（至少是我和何小竹）也有发现，就是：
村上作为一个好作家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遗弃还是重拾，都说明了村上令人心神激荡的力量，以及不同时间、地域的文学人群的“进化”。（文：韩东 节选自《南方周末》）
米兰·昆德拉（1929年－）：捷克小说家，代表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他是慢慢走向经典
不久前有朋友说昆德拉已经慢慢退出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他是慢慢走向经典。
昆德拉的作品，每一部都不错。但近年来，他的创作慢慢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早期的一些创作，都是跟东欧的历史、政治、社会语境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后期，包括《慢》和《无知》，他已经开始谈“回归”了。为什么《无知》不在法国出版？因为法国人有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对他质疑。最早他到法国，用另一只眼看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还有一种新奇感。可当他开始谈“回归”，这时他的小说能给法国人带来什么？这就是他的问题，他的身份让他很尴尬。所以，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总结式的创作，包括《相遇》。我认为他不可能再有更重要的作品问世了。（文：许钧 节选自《深圳商报》）
北岛（1949年-）：诗人。创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代表作《路歌》
智慧神鸟的现代转世
拉什迪可以说是引领了1980年代之后越来越突出的“无国界作家群”现象和文学大潮的领军人物。他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全世界读者的目光转移到拉丁美洲文学上一样，拉什迪也将读者的目光和小说创新的主潮转移到了南亚次大陆，实现了小说的大陆漂移的转折，将文学创造力的增长点强有力地转向了亚洲。
1975年，28岁的拉什迪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林姆斯》，讲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印地安人的故事，这部小说带有魔幻和科幻色彩，类似那种史诗和传奇的现代变种。在拉什迪的第一部小说中，就呈现出他后来的小说更加突出的特点：基于印度文化的魔幻性和传奇性，用一种狂欢化的叙事语调和语言风格来讲述离奇古怪的人间故事，他本人就像是那只会讲故事的智慧神鸟的现代转世。（文：邱华栋 节选自：解放网-新闻晨报）
村上春树（1949年－）：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
令人心神激荡的力量
一个好的作家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内部是非常圆满自足的。作为读者，你要么不进入，如果进入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小说就是这么写的。甚至，只能是这么写的。他（或它）的魔力就有这么大。在年轻的一代中，有网名叫“绿子”的，也有80后作家的笔名叫“春树”的。我还知道一位作者，无论走到哪里，手袋里面都放着一本《挪威的森林》。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怎么喜欢提村上了。也许是明白了当年的偏激，明白了这世界上的好作家及其有魅力的宇宙不止一个。实际上，我们这拨“老家伙”（至少是我和何小竹）也有发现，就是：
村上作为一个好作家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遗弃还是重拾，都说明了村上令人心神激荡的力量，以及不同时间、地域的文学人群的“进化”。（文：韩东 节选自《南方周末》）
米兰·昆德拉（1929年－）：捷克小说家，代表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他是慢慢走向经典
不久前有朋友说昆德拉已经慢慢退出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他是慢慢走向经典。
昆德拉的作品，每一部都不错。但近年来，他的创作慢慢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早期的一些创作，都是跟东欧的历史、政治、社会语境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后期，包括《慢》和《无知》，他已经开始谈“回归”了。为什么《无知》不在法国出版？因为法国人有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对他质疑。最早他到法国，用另一只眼看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还有一种新奇感。可当他开始谈“回归”，这时他的小说能给法国人带来什么？这就是他的问题，他的身份让他很尴尬。所以，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总结式的创作，包括《相遇》。我认为他不可能再有更重要的作品问世了。（文：许钧 节选自《深圳商报》）
